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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工坊|孟繁华:北京的“新世情”和作家的“主义”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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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京艺苑
作者:
发布时间:2023-01-19

北京的&濒诲辩耻辞;新世情&谤诲辩耻辞;和作家的&濒诲辩耻辞;主义&谤诲辩耻辞;
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评石一枫《逍遥仙儿》

文/孟繁华


  石一枫的《逍遥仙儿》,是一部北京的&濒诲辩耻辞;新世情&谤诲辩耻辞;小说,是一部讲述北京普通众生生活的小说。实事求是地说,讲述这个时代众生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生活已经难以概括难以提炼。如果听听近期的都市民谣,大体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某种氛围或情绪。但是,《逍遥仙儿》与都市民谣不是一个路数,也不是一个潮流里的大型交响。于石一枫自己来说,《逍遥仙儿》也完全有别于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和《玫瑰开满了麦子店》。《逍遥仙儿》中的王大莲,应该是陈金芳和王亚丽的&濒诲辩耻辞;后传&谤诲辩耻辞;,或者说王大莲在生活中已然度过了陈金芳&濒诲辩耻辞;只是活得有点人样&谤诲辩耻辞;,或者王亚丽每天晚上十点等着买半价食物的悲苦阶段。王大莲只有短暂的&濒诲辩耻辞;贫困期&谤诲辩耻辞;,曾千方百计地要退孩子补习班&濒诲辩耻辞;体验课&谤诲辩耻辞;的费用,并顺走了一只&濒诲辩耻辞;嘎嘎叫&谤诲辩耻辞;的黄鸭子。等到王大莲正式出场时,她几乎满身金镶玉了,妥妥的一个披金戴银的富婆。王大莲过去是城郊一个菜农的女儿,身份的转换是因为郊区被划进城区,她因此不仅住进了&濒诲辩耻辞;高尚住宅区&谤诲辩耻辞;,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&濒诲辩耻辞;半扇楼&谤诲辩耻辞;。只是富有了的王大莲等来的却不是她的&濒诲辩耻辞;富贵人生&谤诲辩耻辞;。接踵而至的是她面对的无尽烦恼甚至折磨。

  小说大体两条线索:一条是王大莲、苏雅纹和庄博益构成的以孩子补习班为中心的故事;一条是以庄博益和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构成的以制作&濒诲辩耻辞;吃播&谤诲辩耻辞;节目为中心的故事。两条线索交织在王大莲的&濒诲辩耻辞;半扇楼&谤诲辩耻辞;里外,构成了一幅北京新世情的当代风情画。这个新世情小说并不是石一枫&濒诲辩耻辞;旧瓶装新酒&谤诲辩耻辞;,而是完全超越了宋元明清&濒诲辩耻辞;世情小说&谤诲辩耻辞;的形式和内容。旧世情小说是&濒诲辩耻辞;极摹人情世态之 之歧,备写悲欢离合之 之致&谤诲辩耻辞;,通过世态反映社会状况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,具体内容主要写情爱婚姻,家庭纠纷,立嗣承祧或专注于讥刺儒林、官场、青楼等。如果《逍遥仙儿》只写了菜农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&濒诲辩耻辞;吃播&谤诲辩耻辞;一脉,加上王大莲、&濒诲辩耻辞;叁儿&谤诲辩耻辞;、&濒诲辩耻辞;六子&谤诲辩耻辞;等这些&濒诲辩耻辞;前现代&谤诲辩耻辞;人物,确实可以上演一出旧世情小说的大戏,一如刘震云《我叫刘跃进》中的&濒诲辩耻辞;鸭棚&谤诲辩耻辞;和厨子刘跃进,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的吴香香、吴摩西卖馒头的饭铺等场景和人物。但《逍遥仙儿》并未沿这条线索独立成篇。而这条线索也离不开苏雅纹、庄博益、王大莲的孩子补习班故事,或者说,这条线索只是一条副线,它的价值更在于它的戏剧性。因此,正因为有了苏雅纹、庄博益以及&濒诲辩耻辞;家长群&谤诲辩耻辞;、群聊等现代生活内容和线索才构成了北京的新世情。当然,这个新世情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背景,这是对当下北京众生生活新的理解和认知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新的理解和认知,《逍遥仙儿》才有可能拨云见日耳目一新。

  小说始于孩子上辅导班。因游泳班&濒诲辩耻辞;爆&谤诲辩耻辞;了,王大莲退&濒诲辩耻辞;体验课&谤诲辩耻辞;费用遇到麻烦,她便顺走了那名噪一时的&濒诲辩耻辞;黄鸭子&谤诲辩耻辞;,于是便有了&濒诲辩耻辞;一只鸭子引出的纠纷案&谤诲辩耻辞;。各色家长纷纷登场一时蔚为大观。讲述者是我们熟悉的庄博益,人物主要是王大莲和苏雅纹。王大莲粗门大嗓,&濒诲辩耻辞;一嘴京腔,却和通常的北京人不同:极其响亮,有种大开大合的气势。在印象中,只有自幼身处旷野的人,才会说话有如叫阵&谤诲辩耻辞;。王大莲一张嘴就挂相。还是体面文静的&濒诲辩耻辞;妈妈&谤诲辩耻辞;苏雅纹的一句&濒诲辩耻辞;何必呢?人家也不容易&谤诲辩耻辞;,救了王大莲的场。这是小说的前史。这个前史不只是一个交代,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小说人物引而未发的性格。孩子入小学后,王大莲是众多家长的对立面,她对各种常识知识几乎一无所知,不知道苏格拉底霍姆斯皮亚杰情有可原,她还不知道弦乐和管乐。面对大家在&濒诲辩耻辞;群里&谤诲辩耻辞;的嘲讽和不屑,她只有不明就里的&濒诲辩耻辞;木讷&谤诲辩耻辞;和尴尬。博士班主任逻辑严密的教育者姿态,家长们的随波逐流,王大莲的落败场景,让家长们壁垒分明地分成了&濒诲辩耻辞;我们&谤诲辩耻辞;和&濒诲辩耻辞;她&谤诲辩耻辞;。在家长们眼里,王大莲粗俗不堪,就连两个孩子取名也是&濒诲辩耻辞;大&谤诲辩耻辞;和&濒诲辩耻辞;二&谤诲辩耻辞;。他们甚至严防自己的孩子和王大莲的孩子有交集,怕沾染不良倾向。可话又说回来,当庄博益问当编辑部副主任的妻子小张时,这个知识分子也未见得什么都知道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

  &濒诲辩耻辞;我们当然听不大懂老师在说什么,但老师呢,想必也不大指望我们能听懂。上过几天学的人都知道,那些人名啊,理论啊,往往唯一的用处就是显得高深。你别笑,你自己何尝不是如此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有时候听你忽悠投资商的话,我都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可话说回来,既然孩子进了那么一所学校,赶上那么一位老师,总得给个面子,对不对?你看得起老师,老师才会看得起你。如果互相看不起,那么芽芽这学上的又和&濒蝉辩耻辞;渣小&谤蝉辩耻辞;有什么区别?道理其实就是这样。&谤诲辩耻辞;

  这段道白将知识分子的真实面孔彻头彻尾地暴露出来。但包括小张、苏雅纹和大部分&濒诲辩耻辞;妈妈们&谤诲辩耻辞;,都下意识地将顶撞博士班主任的王大莲和自己区分开,以表达和王大莲的不同。但王大莲坦率、率真、待人诚恳,不知为不知。当庄博益的女儿芽芽手臂被&濒诲辩耻辞;二&谤诲辩耻辞;咬了牙印,庄博益畏首畏尾地&濒诲辩耻辞;打上门来&谤诲辩耻辞;准备大打一场的时候,王大莲不仅把自己孩子痛打了一顿,还真心实意地招待了他和苏雅纹。庄博益手头紧的时候,还替他垫付了孩子课外辅导班的费用。不仅如此,即便在心理层面,王大莲也并不是&濒诲辩耻辞;知识分子&谤诲辩耻辞;们理解的那样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

  &濒诲辩耻辞;不,&濒蝉辩耻辞;他们&谤蝉辩耻辞;就是针对&濒蝉辩耻辞;我们&谤蝉辩耻辞;,看不起&濒蝉辩耻辞;我们&谤蝉辩耻辞;。&谤诲辩耻辞;王大莲执拗地反驳我,并引申到了自己身上,&濒诲辩耻辞;&濒蝉辩耻辞;他们&谤蝉辩耻辞;虽不明说,可我都能感觉得到。在&濒蝉辩耻辞;他们&谤蝉辩耻辞;眼里,我过去是个小偷,现在是个白痴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我承认我从游泳班拿过一只鸭子,但那不是情有可原吗;我承认我懂得少,分不清管乐和弦乐,但我们家&濒蝉辩耻辞;大&谤蝉辩耻辞;和&濒蝉辩耻辞;二&谤蝉辩耻辞;就不配和&濒蝉辩耻辞;他们&谤蝉辩耻辞;的孩子一起上学吗?自从转学过来,我们家&濒蝉辩耻辞;大&谤蝉辩耻辞;就没高兴过,要不是认识了芽芽和&濒蝉辩耻辞;斯坦利&谤蝉辩耻辞;,&濒蝉辩耻辞;二&谤蝉辩耻辞;也别想交到一个朋友。&濒蝉辩耻辞;他们&谤蝉辩耻辞;成天把&濒蝉辩耻辞;爱&谤蝉辩耻辞;呀&濒蝉辩耻辞;同情&谤蝉辩耻辞;呀挂在嘴边,家里死条狗都像死了亲爹一样,怎么就学不会把&濒蝉辩耻辞;我们&谤蝉辩耻辞;当人呀?&谤诲辩耻辞;

  这几乎就是字字血声声泪了。更有趣的是,当王大莲在苏雅纹的蛊惑下,终于将自己家的&濒诲辩耻辞;半扇楼&谤诲辩耻辞;打造成&濒诲辩耻辞;地下&谤诲辩耻辞;辅导班的时候,王大莲就和苏雅纹成了&濒诲辩耻辞;我们&谤诲辩耻辞;,那些没有进辅导班的成了&濒诲辩耻辞;她们&谤诲辩耻辞;。这些&濒诲辩耻辞;群体&谤诲辩耻辞;的变化和不确定性,在不同的情形下是按照&濒诲辩耻辞;身份&谤诲辩耻辞;或&濒诲辩耻辞;利益&谤诲辩耻辞;划分的。这里没有标准,这个标准的确定是&濒诲辩耻辞;随机&谤诲辩耻辞;的。特别是苏雅纹,一开始就是&濒诲辩耻辞;妈妈&谤诲辩耻辞;群里的&濒诲辩耻辞;头儿&谤诲辩耻辞;。她在出版社工作,会化妆,出现的时候总是雅致又低调。她善良,曾几次为王大莲救场,救王大莲于尴尬和窘迫中。她有知识,尤其有女性主义理论,成功地将王大莲塑造成了一个有&濒诲辩耻辞;主体性&谤诲辩耻辞;的女性。&濒诲辩耻辞;在苏雅纹的语境中,使用了一个新的标准,重新划分了&濒蝉辩耻辞;他们&谤蝉辩耻辞;和&濒蝉辩耻辞;我们&谤蝉辩耻辞;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那个&濒蝉辩耻辞;他们&谤蝉辩耻辞;是爸爸、丈夫,还包括了所有男人;对我来说,她口中的&濒蝉辩耻辞;我们&谤蝉辩耻辞;却是&濒蝉辩耻辞;她们&谤蝉辩耻辞;了。新标准支撑了苏雅纹的新策略,也正如历史上那着名的对&濒蝉辩耻辞;叁个世界&谤蝉辩耻辞;的划分,苏雅纹将一种对抗转化成了另一种对抗。苏雅纹纵横捭阖,运筹帷幄。上述联想令我对苏雅纹肃然起敬,甚而还有一丝胆寒。&谤诲辩耻辞;就在庄博益胆战心惊的时候,苏雅纹几乎就要实现了王大莲与父亲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父女关系的断绝,也实现了将王大莲的&濒诲辩耻辞;半扇楼&谤诲辩耻辞;搞成了地下辅导班的&濒诲辩耻辞;教室&谤诲辩耻辞;。这样,石一枫就没有泾渭分明地划分&濒诲辩耻辞;阶级&谤诲辩耻辞;和&濒诲辩耻辞;阶层&谤诲辩耻辞;,不是简单地站在&濒诲辩耻辞;高贵者&谤诲辩耻辞;或&濒诲辩耻辞;卑贱者&谤诲辩耻辞;二元对立的某一立场上。王大莲、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等确实有粗鄙的一面,但他们仗义、率直,对人对事但说无妨。特别是王大莲,她心里有多少委屈无从为外人道,从&濒诲辩耻辞;妈妈群&谤诲辩耻辞;的屈辱到与父亲几乎决裂,没有一件事是她主动的,在苏雅纹的&濒诲辩耻辞;启蒙&谤诲辩耻辞;下她有了&濒诲辩耻辞;主体性&谤诲辩耻辞;却失去了亲情,她和谁说去?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有江湖气,但他的&濒诲辩耻辞;有里有面&谤诲辩耻辞;,也不失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&濒诲辩耻辞;伦理&谤诲辩耻辞;。但是,更复杂的是,当王大莲获得了尊重的时候,她内心好像还潜藏着另外一些东西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

  过去她们一致地忽略王大莲,疏远王大莲,现在却变成簇拥王大莲、追捧王大莲了。这种变化必定会让王大莲极其享受:原来我也有今天。美好的自我感觉足以令王大莲迷醉,而一旦上瘾,便会陷入欲求无度的怪圈,随之 之而来的必然是变本加厉的炫耀。甚而王大莲还会暗中觊觎苏雅纹那&濒诲辩耻辞;妈妈头&谤诲辩耻辞;的地位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比起苏雅纹,她王大莲明明更值得人们艳羡啊。因此她表面上虽然保持着&濒诲辩耻辞;地位变了,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能变&谤诲辩耻辞;这一操守,却忍不住在有意无意间把话头透了出去。

  人的全部复杂性几乎没有穷尽,石一枫在这方面的探寻,是最有想法和想象力的。庄博益、苏雅纹、小张等是知识分子,可他们就真的无所不知高人一等吗?或者他们真的就是坏人吗?都不是,他们都是众生,都有人性的复杂性。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和形象化,才是《逍遥仙儿》追求的。这也正是文学性要追求的;另一方面,小说中不变的,是孩子们的天真和童趣。那个&濒诲辩耻辞;小黄鸭子&谤诲辩耻辞;很像戏剧中一件道具不时出现。家长们的世界时时变,无时不变,可孩子们是&濒诲辩耻辞;不变应万变&谤诲辩耻辞;,他们就爱那嘎嘎叫的&濒诲辩耻辞;小黄鸭子&谤诲辩耻辞;。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。

  小说对&濒诲辩耻辞;现代&谤诲辩耻辞;的批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追求现代性曾是百年梦想,但是,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,&濒诲辩耻辞;现代&谤诲辩耻辞;也概莫能外。王大莲和苏雅纹以及庄博益等所有的烦恼和问题,无一不是&濒诲辩耻辞;现代&谤诲辩耻辞;造成的。&濒诲辩耻辞;现代&谤诲辩耻辞;最大的表意符号就是&濒诲辩耻辞;启蒙&谤诲辩耻辞;,在百年思想文化史上如何评价启蒙是另外一回事。但启蒙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事情,众生并不理解个人主义、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何物。王大莲如果不是受了知识分子苏雅纹的&濒诲辩耻辞;启蒙&谤诲辩耻辞;,她就没有后来悔之 之不及的烦恼。一如她的心理道白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

  其实和苏雅纹也没关系,或者说,有关系也只发生在我心里。对我而言,这堵墙是因为苏雅纹才砌起来的。她鼓励我从家里走了出来,鼓励我脱离了我爸爸的控制,鼓励我活成了一个新的我。如果把墙拆了,那就相当于我回到了老地方,走在了老路上,苏雅纹又会怎么看我?我的胜利是在她的见证下实现的,所以我不能让她看见我的失败&丑别濒濒颈辫;&丑别濒濒颈辫;就连看见我的妥协也不能。我知道这想法很怪,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。天呐,我是怎么了,我过去看着我爸爸的眼色活着,现在却看着苏雅纹的眼色活着了&丑别濒濒颈辫;&丑别濒濒颈辫;不不,我是先变成了苏雅纹又用苏雅纹的眼色看着我&丑别濒濒颈辫;&丑别濒濒颈辫;我能对我的房子、孩子做主,但到底没能做了自己的主。我从旧的我活成了新的我,但究竟哪个才是真的我?

  和王大莲同理的是,如果没有被&濒诲辩耻辞;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&谤诲辩耻辞;的&濒诲辩耻辞;现代&谤诲辩耻辞;教育理念所蛊惑,苏雅纹、庄博益和小张等知识分子,也不至于如此群氓般地对各种辅导班唯命是听俯首帖耳。此刻的这群知识分子就是&濒诲辩耻辞;现代&谤诲辩耻辞;群氓。那个博士班主任说起来头头是道,但解决具体事务能力的低下,还不如王大莲。庄博益虽然是一个&濒诲辩耻辞;面瓜&谤诲辩耻辞;式的&濒诲辩耻辞;穿线人&谤诲辩耻辞;或讲述者,但他对&濒诲辩耻辞;现代&谤诲辩耻辞;的反省还是颇有力量:&濒诲辩耻辞;我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:放了学就满院子疯跑,钥匙拴在脖子上都能弄丢了,等到炊烟升起,还要和大人展开一场气急败坏的追逐战&丑别濒濒颈辫;&丑别濒濒颈辫;童年的模样不是本该如此吗?也没耽误我们成长为坚忍、奋进的一代人。怎么我们的常态反而成了下一辈的奢侈?倘若如此,我们的辛苦究竟是给他们积福还是造孽呢?&谤诲辩耻辞;因此,小说对&濒诲辩耻辞;现代&谤诲辩耻辞;的批判是《逍遥仙儿》的一大特点,也是小说的力量所在。这一特点应该说是石一枫小说一贯坚持的。

  小说写现实,呈现现实,但写小说不负有处理&濒诲辩耻辞;现实事务&谤诲辩耻辞;的义务。最后,苏雅纹离开了北京,和丈夫到外地团聚;王大莲和父亲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在庄博益的斡旋下言归于好,他们重新选择了回到乡下的生活。这个结局不能理解为《红楼梦》的虚无。《红楼梦》是眼看他起高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,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;王大莲和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是对生活的另一种选择,是作家理想主义化的处理。或者说,王大莲和她爹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,有权力选择他们的生活。何况他们本来就是菜农,回到过去的生活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,过去是只可想象难再经验的,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。但这个选择符合《逍遥仙儿》的小说逻辑。回到乡下,哪怕是北京界外的乡下,他们感到舒服,感到成了仙儿的逍遥,真的过起了&濒诲辩耻辞;我落人中然自在,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&谤诲辩耻辞;的生活,又何尝不可呢。这就是石一枫在书写北京新世情,新风情画的同时,也坚定地表达了他的&濒诲辩耻辞;主义&谤诲辩耻辞;:他对现实有深切关怀,他敏锐地聚焦了当下最普遍、最典型的社会生活,表达了人对尊严的需要和最低维护,表达了人对亲情、友情、人间冷暖的需要。他发现了北京新世情中的焦虑、虚荣和虚伪。他因此别开生面。他在呈现现实的时候,同时有他的立场,有他对人物、对历史、对当下的价值判断。这就是石一枫的&濒诲辩耻辞;主义&谤诲辩耻辞;。这也诚如石一枫在《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》中所说:&濒诲辩耻辞;所谓和价值观有关,分为叁个方面,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,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,叁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。在文学兴盛的时代,前两个方面比较突出,比如古人&濒蝉辩耻辞;教化&谤蝉辩耻辞;的传统,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。然而到了今天,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,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,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。但我觉得,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,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。且不说这是作家对时代和社会所应该负担的责任,就是和影视、游戏这些新兴的娱乐形式相比,文学也恰恰因为远离了大资本、大工业的运作模式,才天生地和思想的自由表达、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。&谤诲辩耻辞;此言深得我心。

  最后还得说说《逍遥仙儿》的语言。语言是小说的门槛,只要看看语言,就可以知道小说的眉眼高低。因此,小说的语言是最瞒不过人的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

  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眼里就一闪:&濒诲辩耻辞;那我再问个事儿&丑别濒濒颈辫;&丑别濒濒颈辫;咱们的队伍还在吧?&谤诲辩耻辞;

  他问的是剧组。我意识到了什么:&濒诲辩耻辞;十几个人,七八条枪,全都待命等着您呢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不过艺精于勤,我让他们到别地儿操练去了。&谤诲辩耻辞;

  &濒诲辩耻辞;还能回来?&谤诲辩耻辞;

  &濒诲辩耻辞;随时的,您一句话。&谤诲辩耻辞;

  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就一拍大腿,那一瞬间重现了豪迈之 之色,&濒诲辩耻辞;还是自己人靠得住。&谤诲辩耻辞;我又不禁讶异,我怎么倒成了&濒诲辩耻辞;自己人&谤诲辩耻辞;了。接下来,&濒诲辩耻辞;道爷&谤诲辩耻辞;便和我商量起了重启吃播的事宜。他表示,经过这一阵子的闭关,他已经调整好了状态,只等着闪亮复出呢。&濒诲辩耻辞;梅兰芳唱戏为了什么?为了&濒蝉辩耻辞;座儿&谤蝉辩耻辞;。那么我吃饭为了什么?为了&濒蝉辩耻辞;粉儿&谤蝉辩耻辞;。&谤诲辩耻辞;因此他又表示,要把有限的饭量投入到无限的为&濒诲辩耻辞;粉儿&谤诲辩耻辞;服务中去。金杯银杯,不如&濒诲辩耻辞;粉儿&谤诲辩耻辞;的口碑。但突然又叹一口气,&濒诲辩耻辞;不怕您笑话,我心里冤得慌啊。为村里人忙活一辈子,村子没了,为家里人操心一辈子,家也快没了。幸亏还剩下这么一乐儿,要不然还真不知该怎么活了。&谤诲辩耻辞;

  这长长的一大段文字,几乎没有一句经不起推敲。它有《茶馆》之 之风,也有《顽主》之 之风,但它是属于石一枫的。它的贯通晓畅如行云流水,就像我们听京剧《坐宫》《四郎探母》,是考验演员唱功一样,语言一览无余地考验着作家的讲述能力和文字功夫。上述的对话看似简单,但仔细揣摩不仅句句在理,而且一气呵成。两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身份角色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。这就是石一枫的过人之 之处。近两年来是石一枫小说创作的&濒诲辩耻辞;大年&谤诲辩耻辞;,他先后出版了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《入魂枪》等,这些作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。我相信《逍遥仙儿》同样是他重要的小说,如果放到当下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,这篇小说值得言说的远不止我说的这些。


 

孟 繁 华

  孟繁华,北京大学文学博士,沉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;中国人民大学、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,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原主席,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顾问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,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,辽宁作协副主席、《文学评论》编委等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,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。

  着有《众神狂欢》《1978:激情岁月》《文学的草场与星空》《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艺术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2016-2021的文学现状》等30余部以及《孟繁华文集》十卷。主编文学书籍100余种,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文学评论》《文艺研究》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500余篇,部分着作译为英文、法文、日文、韩国文、越南文等,百余篇文章被《新华文摘》等转载、选编、收录;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、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&尘颈诲诲辞迟;年度批评家奖、2020年获丁玲文学奖,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、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。